龚继成纪念馆

八、引载高尚者的墓志铭

转载文高尚者的墓志铭——西北科学考察团

编者语：

整整九十年周年过去了。当初中国西北考察团的成立的消息在华夏大地犹如一个新生婴儿诞生时那一声令人焦急期盼的响亮哭声，振奋了中国科学界，震惊了世界探险家。从此开篇了中国能作为主权国与外国在科学文化领域做合作交流的崭新章节。在此之前，对中国西域探险考察几乎全是西方人的专利。他们前仆后继，历经磨难，顽强不息地要在这块神秘的土地上探究、挖掘、丈量并掠夺。诚然，这种作为本身对世界文明的开发和研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是对于中国国家而言，不仅缺乏主权威严，并全无从事这类科学研究能力的现象却是一种深深的民族耻辱。就如余秋雨先生那篇王道士的悲哀中描述的那样。而今天的中国人，敢于涉足大山名川、探险荒野极地的普遍程度已经令世界赞叹，现在我再回顾当年中国西北考察团成立的历史，会是一种如何的感叹！看看当初的考察成员，他们有的不仅是勇气和装备，更需要有学识和信念。考察团成员虽然都已经远离我们而去，可他们留下的书信和记录，文献和照片、报告和书籍会一直鼓励后人向未知世界继续探究不息。（鉴于篇幅有限，以下只是节选该文）

高尚者的墓志铭——西北科学考察团

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首次呼吁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它也是中瑞两国学者合作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西北考察的里程碑，开中国现代学术之先河，取得的众多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学界。

1927年4月的中国，风云激荡，多事之春似乎在这个月更不平常，几个日子注定在中国现代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4月12日，一路北伐的国民革命军在上海对他曾经的盟友共产党大开了杀戒，第一次国共合作戛然而止。4月6日，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的北洋政府冲入苏联驻北京使馆，抓走了共产党人李大钊。4月28日，原本和南方国民政府势不两立的张作霖，在杀共产党上却似乎与上海的四一二遥相呼应，杀死了李大钊。

然而，同样是在这个月，一条与着战争发展、清共杀人毫无关系的消息，突然间爆响北京学界，也震惊了整个中国知识阶层。4月26日，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一家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组织，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签署协议，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让人惊奇的是，考察团的全部经费由外方负责，但全部考察采集品都交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保存，瑞方只可得到地质采集品的副本。考察团由瑞方和中方各派一名团长，所有涉及国防事务的一律不许考察。

那可是在1927年的中国。以往外国探险家到中国考察探险就跟趟平地似的，想要的东西几乎是予取予求，哪有这样低三下四的，出了钱不说，所采集的东西还得留在中国，那老外图什么呢？消息一出，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不敢相信。无怪乎这件事情的积极参与者，北大教授刘半农过后戏称其是“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

1927年5月9日，西北科学考察团中方团员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出发时与欢送者合影。

再往后说还有更牛的。这个考察前后历时八年，取得的成果更是让后人惊掉一地大牙。发现了白云鄂博铁矿，大批的居延汉简，准噶尔盆地的大批恐龙化石，高昌古国考古遗存，以及进行了罗布泊湖泊迁移变迁，东亚寒潮的气象观测，林林总总，涉及考古学、地质学、地理学、古生物学、气象学、测绘学，很多的考察结果研究，一直持续到21世纪。

这到底是个什么考察？在那样一个风雨如晦的年代，怎么就创出了中国学人的一片灿烂天地？

一、事情的缘起和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组成

晚清以来，西方不断有所谓“探险家”进入中国，特别是在西北和青藏高原进行探险考察，当然也肆意攫取中国当地的各种艺术品和文物。这帮小子见什么好就拿什么，顶多给当地人点小钱，算是付了费了。比较典型的有英国人斯坦因，这厮在1907年第二次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考察时，窜到敦煌，用40块马蹄银忽悠了当地守洞的老道，结果带走了十几大车出自敦煌莫高窟的写本、织物、绘画等珍贵文物。再后来，法国人伯希和于第二年再次来到敦煌，对斯坦因劫掠剩下的文物又进行了一次筛选，凭借这家伙深厚的汉学功底，他拿走的好东西更多。至今，斯坦因从中国劫走的那些文物还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收藏着。

时间到了1926年底，一个名叫斯文·赫定的瑞典老汉也来到了中国，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到中国进行探险了。这老兄之前三次来中国，和其他来华进行考察探险的外国人一样，采集的东西也都归了他的国家，根本就没中国什么事。这次他来的名目是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开辟亚洲航线做实地调查，顺带进行科学考察。实际上，斯文·赫定也是借着汉莎公司的这笔钱进行他自己的考察。他事先和当时的北洋张作霖政府打了个招呼，答应了几个小条件后，这事就算批准了。北洋政府下属的地质调查所翁文灏、丁文江还代表政府与斯文·赫定签订了一份协议，其中最要紧的两条，一条是这个考察团里只能有两个中国人，并只负责和沿途地方政府接洽事宜，而且一年后就可以走人了；另一条是考察所采集的所有文物先都运回瑞典去研究，等中国将来有了“相当机关”后再送回来。有了这两条保障，老赫定就像以往一样，剩下的就是准备出发，正式开始他的第四次探险考察了。

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学人，左起：黄文弼、徐炳昶、马衡、李玄伯、沈兼士、陈垣

谁知平地一声雷，以往在他们看来顺理成章的事，突然遇到了麻烦。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所为首的一批中国学人，蓦然间拍案而起，向斯文·赫定这次考察发起了挑战。1926年已经是五四运动开始的第七年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和爱国救亡思想的冲击，使得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早已不是晚清时代的遗老遗少。这些人当中相当一部分是从国外留学回来，西方先进的思想和文化思潮对他们影响颇深，在他们眼里，偌大的中国再不能任人随意进出，予取予求。针对赫定的考察，特别是与地质调查所签订的那两条协议，学者们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并将事件扩展到学界和新闻界，更是得到了广大在校大学生的支持。同时，他们专为此事成立了一个名为“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组织，参加这一组织的有北京大学考古学会、历史博物馆、古物陈列所、故宫博物院、清华研究会、中华图书馆协会、中央观象台、京师图书馆、北京图书馆、天文学会、中国画研究会等11个学术团体，其代表了中国学术界的主流意见以及绝大部分的学者。带头的是一帮学界大咖，有刘复（半农）、梅贻琦、马衡、徐炳昶、周肇祥、李济，还有李四光、袁复礼等。其中北大著名教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刘半农起了非常主要和关键的作用。

此时，北洋政府正面临着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为目标的南方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哪儿还顾得上这等闹心的事，他们也不愿意招惹这些北大的学界名流和广大学生，于是转过身来要求斯文·赫定去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协调，并需要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同意才能去西北考察。

考察团出发前在西直门火车站合影

一脸懵圈的斯文·赫定，不得不屈尊俯就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商谈。他习惯了过去中国政府的不设防。一般外国探险者的逻辑是，你中国自己都不管，别人来拿也就顺理成章了。再者，赫定这次考察已经得到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一切看上去都是合法的啊。但是，赫定发现，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商谈此事对他并不是件轻松的事。多少天里，有争斗，有愤怒，有牢骚，有讨价还价，有放下身段收起面子，该低头就得低头。平心而论，老赫定不是个帝国主义分子，也不是学术骗子，而是个正直的科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在中国西北进行考察的目的，还是出于他对科学的热爱，而不是代表任何帝国主义势力来肆行掠夺。谈到后来他清晰地认识到：“中国人要求将所有与中国的早期历史有直接联系的考古发掘物在他们自己的博物馆里保存的要求，是符合任何文明国家中通有的法律规定的。”“假如我拒绝了和中国人合作，那全部事件都要得坏名声，而我也只好解散它，准备归程了。”

赫定有了此等认识，最后双方终于达成了妥协，在4月26日签署了“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为组织西北科学考察团事与瑞典国斯文赫定博士定订合作办法”十九条，签字仪式在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举行。简而言之，这十九条里明确规定了西北科学考察团是中瑞联合进行，属于中国学术团体协会下属组织，下设理事会，监察并指挥考察团的一切事务。考察团设中方和瑞方各一名团长，考察期间凡涉及中国国防事务的一律不许考察，中方团长有权对任何违反行为进行制止。所有考察采集品属于考古方面的“统须交中国团长或所委托之中国团员运回本会保存”，属于地质方面的“经理事会审查，得以副本一份赠斯文赫定博士。”考察时间定为两年，所有经费由斯文·赫定负责。理事会一共九人，全部为中国人，只有斯文·赫定一人为外方人员，任名誉理事。常务理事为刘半农，办公地点在北京大学。这就是被刘半农戏称为“翻过来的不平等条约”的主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