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
日期：2017/12/26 17:00:32转载出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导言
前 言
1927年，在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的呼吁下，成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首批有10位中方团员，北京大学参加者多达8人。他们从北大红楼发轫西行，开启了北京大学丝路考察与研究的征程。九十年前的今天——1927～1928年之交，西北科考团的大部队进入到甘新交界一带的无人区，在零下二十几度的酷寒天气里，粮食罄尽，饥寒交迫，直到新年之后很久，他们才走进绿洲，开始新的旅途。长达八年的考察，为中国现代学科建设积累了丰富的资源。
九十年后的今天，让我们把他们从艰难困苦中接回北大，分担他们的艰辛，分享他们的成果，跟着他们
——走上丝绸之路的漫漫长途。
导 语
“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又称“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The Sino-Swedish Scientific Expedition to the North-Western Provinces of China），是一个在世界范围享有盛誉的科学考察团体。考察历时8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27年5月至1933年秋，由“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和瑞典探险家、地理学家斯文·赫定（Sven Hedin，1865－1952）合组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1888-1976）和斯文·赫定分别担任中方和西方团长，以骆驼为主要交通工具，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了科学考察；第二阶段是1933年10月至1935年2月，由民国政府铁道部组织和出资，斯文·赫定领队的“绥新公路查勘队”，以汽车为交通工具，勘察内地到新疆的公路路线，包括对沿线进行的科学考察。两次考察涉及的学科众多，包括气象、地质、古生物、地理、民族学、考古学等；考察的地域非常广泛，涉及内蒙、甘肃、新疆、青海和西藏等多个省份。
图为袁复礼、斯文·赫定、徐炳昶在工作
在自然条件恶劣、西北政局动荡的环境下，考查团的成员们克服重重困难，以严谨的态度开展科学工作，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袁复礼在北疆发现的恐龙、贝格曼（F. Bergmen）在额济纳发现的大批居延汉简和在罗布泊发现的小河遗址、霍涅尔（N. H?rner）和陈宗器对罗布泊的调查等，是轰动国际学术界的重大成果；而丁道衡发现的白云鄂博大铁矿郝德（W. Haude）等人收集的气象地理资料，对我国西部的经济建设、航线开辟、公路交通和“丝绸之路”的复兴产生了重大影响。考查团还采集了许多生物标本，拍摄了大批山川、湖泊、河流等自然景观的照片，由于环境的变迁，这些资料许多已经成为独一无二的珍品。通过他们的考察，增进了人们对中国西北、尤其是新疆境内的人文、地理环境更为全面和科学的认识。考查团还在合作考察的过程中，为中方青年学者提供了野外实践机会，从而为中国培养了优秀的专业人才，在中国现代科学发展史上意义深远。
考察途中遇到沙尘暴
运送骆驼渡江
运送汽车渡江
白云鄂博被发现的样子
考查团成员在内蒙古哈那郭罗用气球进行气象观测。左一为徐炳昶，持气球者为郝德，右一为斯文·赫定。（袁复礼摄）
九十年来，西北科考团的影响并没有在曲折的历史进程中淡出，他们的成果至今仍然是从事西北地区科学研究的基础文献，对我国西部的经济文化建设、“丝绸之路”的复兴，都发挥着持续的积极影响。在包头，丁道衡的雕塑竖立起来，纪念他发现白云鄂博铁矿的重要贡献；在乌鲁木齐，黄文弼特藏馆建立起来，纪念他作为“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的伟大业绩；“西域探险大系”的译著中，西北科考团外方团员的成果不断被翻译出版；中科院自然科学史所也出版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专题著作，一批以考查团学术史为题的博士硕士论文在高校诞生。更重要的是，西北科考团的历史已经凝聚为一种探索未来的精神动力，承前启后，引领着我们走向世界的步伐。
驼队休憩
黑水城西北角
额济纳蒙古人演奏圆形马头琴，照片现藏于瑞典斯德哥尔摩民俗学博物馆。
罗布泊的捕鱼者
遇到照相机好奇的老乡
结 语
120年以来，北京大学引领思想与学术的新潮流，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作出了巨大贡献。西北科考团正是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直接影响下，科学与民主的光辉照耀在丝绸之路上的具体表现。西北科考团早年的艰辛与成就，虽然已经融化在中国现代化的进程之中，不为广大民众所熟知。但是它的精神，却与“一带一路”的倡议相契合，在丝绸之路上的漫漫求索中，为我们奠定了平等合作、走向世界的重要经验。一百多年前，面对积贫积弱的旧中国，康有为唱出了“欲铸新中国，遥思迈大秦”的慷慨悲歌。今天，我们对九十年前西北科考团艰辛历程的回顾，又何尝不是一种对于新时代的憧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