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奇男子、伟丈夫、真君子——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感怀
日期：2018/9/25 17:20:22转载出处：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原著：陈雅丹
本次转载的“他们是奇男子、伟丈夫、真君子——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感怀”，作者陈雅丹女士是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陈宗器先生的小女儿，龚继成先生于1933年10月——1935年2月，曾和陈宗器先生一起随斯文·赫定先生率领的西北科考团深入大西北为绥新公路的修筑做勘察工作，陈雅丹女士著《走向有水的罗布泊》一书中有多次提到龚继成先生的勘察活动。
他们是奇男子、伟丈夫、真君子——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感怀
陈雅丹 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
2017-12-18
【编者按】1927年，以北京大学为核心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首次呼吁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中外科学工作者平等合作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它也是中瑞两国学者合作进行科学意义上的西北考察的里程碑，开中国现代学术之先河，取得的众多重大发现震惊了世界学界。在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九十周年之际，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联合北京鲁迅博物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和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将于近期举办“北京大学与丝绸之路——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值此之际，文研院公众号将陆续推出一组纪念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专题文章。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文章题为《他们是奇男子、伟丈夫、真君子——西北科学考查团90周年感怀》，这篇文章原载于微信公众号“西北科学考察团研究会”，作者陈雅丹。我是第二批《西北科学考查团》（戈壁组）团员陈宗器的女儿，1997、2000年我沿着父亲的足迹两次穿越罗布泊，2005年拟写出版了纪实性散文《走向有水的罗布泊》。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陆续浮出水面的史实，对《西北科学考查团》有了更深的了解，从而也更为敬重。
本文借用黄纪苏（黄文弼先生之孙）2009年为《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大庆纪念册》所写的序言来开头，是因为这篇序言对《西北科学考查团》的历史背景与意义有一个极好的概括：
“八十年前的中国西北考察团，他曲折而生、艰难而行的经历，从一个被以往政治史所忽视的角度，切实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民族近代历史命运走向。十九世纪后期以来，西方学术界中一些人以其先发优势，凭借军事、经济的后盾“开疆扩土”，进入我国边疆地区考察探险，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将所发现的珍品捆载而去，如获无主之物。中华文物宝藏通过斯坦因、伯希莱、大谷光瑞等这些亦学亦盗之手流散域外，是古老文明被精神肢解的惨痛过程。那些背井离乡，至今寄居在巴黎、伦敦、慕尼黑、纽约公共博物馆或私人收藏室里的第三世界文物，都是殖民主义掠夺的直接物证。数年前欧美博物馆曾发表联合声明，拒绝归还这些本不属于他们的文物。在一个仍由西方主宰的世界里，这些珍宝的还乡之旅还漫漫无期。
八十年前中瑞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直接起因，是伸张国权、抵制“外人”对中国的抢劫式考察。虽然北洋政府依清朝以来丧权辱国的旧例向斯文·赫定发放了通行证，但北京的现代学者们却挺身而出，跟斯文· 赫定重开谈判，最终签订了中外学者各半、采集发掘品归中国所有的“平等条约”。当政府无力守护民族利益，新兴的民间社会便延续“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伟大传统，化作江山社稷的中流砥柱，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层叠无穷的内在生命力。
1927年6月，斯文·赫定（中）、徐炳昶（右）与袁复礼（左）在哈那郭罗研究考察工作
此次考察活动过程中，中方学者、学生怀抱着为民族复兴文化学术的雄心大志，别家数年，深入绝地，履险犯难，在地质、气象、考古、民俗等各个领域多有斩获。他们日后也都成为各自领域的开创者或中坚力量。这部为考察团后人所拟文和编辑的纪念文集，从一个亲切而不乏历史感的角度，刻画了近代危机中，现代学术、科学团体乃至公民社会成长过程中的一组奇男子、伟丈夫的群像。八十年后，当我们站在世纪的高点回首来时路的时候，发现这一组行走在古月流沙中的身影已经成为大地山河的一部分，成为当代中国人血液、呼吸、奔走和自信的一部分了。”
说《西北科学考查团》成员“奇”，是因为他们身处乱世，在没有任何政府、政治力量背景的前提下，完全以民间社会力量的身份——拍案而起、挺身而出、铁肩担道义——肩负起维护国家民族尊严的重任。
这是一次完全发乎于心，受高尚价值观驱使的自发行为！
上世纪20年代北京大学国学门学人，左起：黄文弼、徐炳昶、马衡、李玄伯、沈兼士、陈垣
1927年达成的中外平等合作的十九条协议，《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成功组建，就是这些“奇男子”所为。领头的是学界大佬刘复（半农）、梅贻琦、马衡、徐炳昶、周肇祥、李四光、袁复礼等，他们专门成立了成员几乎囊括北京所有的学术单位的“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出色领导了这场耗时长达六年功绩卓著的考察，出发时北京尚是北洋政府，归来时已是北平，属南京国民政府。
刘半农
1927年5月，西北科学考查团大队出发前
他们是“奇男子”更是“伟丈夫”。“伟丈夫”们的胸怀宽、格局大、无私无畏、勇于担当。
刘半农、徐炳昶们与赫定谈判需要勇气、需要智慧、更需冒着失败的风险，但他们无所畏惧。
徐炳昶接任中方团长，意味着好几年到兵荒马乱、贫瘠西部大漠去吃苦、担责任。陡然间失去原工作薪金，家中妻儿竟靠内兄的接济生活。
徐炳昶在额济纳准备出发
袁复礼连续五年在蒙疆考察，离京时女儿尚在妻腹中，归来时女儿袁疆已近五岁！
1927年，袁复礼在哈那郭罗测量
陈宗器前后两次考察共五年半，父母先后离世不得回家奔丧尽孝，出发时儿子尚未出生，回来时已近三岁！
陈宗器在照片背面写道：我牵着老红一步一步总有到达的一天
由于西部太苦，袁复礼、陈宗器、黄文弼三位先生回来后满口牙齿全数脱落。
骑着骆驼的黄文弼
我在想，没有献身科学、救国救民的伟大志向，哪能做到这般抛家舍业？那年月国弱被人欺，百姓受凌辱， “伟丈夫”们个个憋足一口气，不建成强盛富饶的新中国誓不罢休 。
四名气象生团员，左起：崔鹤峰、刘衍淮、马叶谦、李宪之
他们是“奇男子”、“伟丈夫”还是“真君子”。君子坦荡荡，讲诚信、重情义。徐炳昶、袁复礼、陈宗器、赫定、贝格曼们称得上“真君子”，他们的友谊淡泊而深厚，是可以载入史册的君子之交。
父亲与斯文·赫定（Sven Hedin）的通信有一百来封，1930至1946年，有父亲在额济纳河及往返罗布泊途中的他们的往来信件，有绥新公路查勘队结束后，父亲赴德国留学前后、直至回国后解放前的通信，时间跨度有十六年。而父亲与沃尔克·贝格曼（Folke Bergman）的二十六封通信是贝格曼的儿子扬·贝格曼（Jan Bergman）主动于前不久寄我的。信中父亲不厌其烦地回答贝格曼在考古著作中遇到的各种有关中文和父亲在罗布泊采集的古代遗存地点的相关问题。与赫定的通信内容包括绘制地图、路线图中遇到问题的探讨，无保留的交换考察中测得的数据、地图、照片，以及及时送上对方写书急需的资料。可以看出他们对对方的事都十分上心、认真、负责。在信中他们不断怀念那“共同度过的与世隔绝的、平静的、天国般的荒原生活”，并希望有朝一日重返故地”。
陈宗器与赫定在额济纳冰面上
他们分享快乐、相互惦记、危难时毫不犹豫出手相助。在父亲、尼尔斯·霍涅尔(Nils H?rner)四个月不见人烟、九死一生终于完成考察从罗布泊出来时，他们顾不得调整休息，第一时间给赫定写信捎去喜讯；为父亲留学的事，赫定派其他考察队员，甚至亲自出马去柏林落实学校，并慷慨出资；还热心向洪堡基金会和英国保证金管理委员会写评价甚高的推荐信、争取奖学金。当得知由于英德宣战，父亲困在了伦敦无法回柏林继续学业，而父亲那些宝贵的书通通留在了德国无法取回时，赫定也很着急，他建议父亲去美国继续读书，可以去找他的朋友驻美大使胡适帮忙，并依照父亲的请求，设法将那些书寄回了中国。交往不仅局限在父亲与赫定两人之间，赫定在信中对战乱中的中国人民深表同情，并相信中国必将取得胜利。中国的科学家朱家骅、竺可桢、袁复礼、施汝为都经常请父亲向赫定转达问候，竺可桢与邵震皇还通过父亲请赫定帮忙买过书。有学者访问瑞典，父亲也写信请赫定关照。他们的信彬彬有礼充满绅士风度，常点着名的请对方向其他考察团员代为致意。赫定、贝格曼、霍涅尔称父亲为“永远的、亲爱的老朋友”，称他们自己为“一如既往忠诚的朋友”。父亲则分别称他们——“我亲爱的队长”，“我亲爱的霍涅尔”、“我亲爱的贝格曼博士”，落款则为“永远忠诚您的帕克陈”、“您可信赖的帕克陈”。
中瑞学人的君子之交，就这样点点滴滴通过信件留下痕迹，虽挂一漏万，却真切感人。
父亲的第二次探访楼兰，是和赫定同去罗布泊的1934年5月，赫定考虑到自己年近七十，决定不亲自前往而是在外面等候。可是二天一夜过去了，父亲没按预定时间回来，赫定想到荒漠探险各种最坏的可能，他担心极了，心急如焚！当他终于在望远镜里看到远远的“孩子们”，“一个！两个！三个！一个不少”。他激动极了，差点失足摔下悬崖。荒漠中建立的友情是如此深厚，以致老人离世前还惦念着失去联络五年之久的中国年轻人，写信寻找他。
1932年2月父亲在西部已经考察两年零四个月了，正当他即将完成额济纳支流至索果淖尔、嘎顺淖尔湖区的地图时，高兴地看到从新疆完成考察的袁复礼代团长途经他们的驻地，父亲和徐近之拿出最好的罐头招待袁复礼并彻夜长谈。相聚的时间很短暂，彼此觉得好似有说不完的话。
1940年12月，父亲从英国回到战乱中煎熬的祖国，到达昆明他先去看望了好友袁复礼，他看见袁家孩子多，正在锅里炒着为数不多的黄豆作午餐，很是心疼。所有的西部的“战友们”，徐炳昶、袁复礼、丁道衡、李宪之、刘衍淮，都和父亲见面了，有一个专门的聚会，大家都很开心，并联名给赫定写了信。
转眼间七八十年过去了，上月，袁复礼先生的女儿袁扬将一个装有一小包、一小包泛黄照片的袋子交给我，每个小包都用细纸绳子仔细地困着。内容是1929至1833年父亲拍摄的罗布泊、祁连山、额济纳照片，每张照片背面都标有拍摄时间地点，还有一份清单。这些照片袁复礼先生历经多灾多难的抗战逃难和文革，连他自己精心挑选留作研究用的标本和资料都丢失了，照片却保存完好。这让我好感动。
2007年10月贝格曼的小儿子扬·贝格曼带来了珍藏的七十年前他父亲的摄影，和一些珍贵文献，当年为研究居延汉简他父亲贝格曼举家来到北京一住就是好几年，夫人在北京生了两个孩子，唯一的女孩却不幸六个月就夭折了，如今仍埋在北京德国人的墓地……老贝格曼可说是为了人类和中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很多的牺牲。
2007年10月，贝格曼的小儿子，扬·贝格曼在北京和陈雅丹交流
为了满足扬·贝格曼的心愿，我带着他找到了他父母住过的筒子河边曾经的“瑞典人之家”，过去是圆恩寺胡同如今已是高楼的“旧址”，还有周口店博物馆。之所以竭尽全力帮助他，是因为父辈的友谊，是因为我能懂得他的心。是啊，我们总是怀念故去的父亲母亲，而对于这位中国考古界无人不晓的国际友人沃尔克·贝格曼先生，尤其我们不该忘记。老贝格曼四十四岁就去世了，我问他儿子你的母亲怎样把你们三个儿子抚养成人？他笑笑说：我家有五间房，妈妈把那四间租出去，妈妈还教家政课，我们就靠这些生活。
“赫定基金会出版了你父亲的书，你父亲去世后，有没有给你们稿费以补贴家用？”我又问。
“没有” 他又笑了……
“我们觉得能让很多人知道父亲就很高兴了。赫定活着时，所有去中国西北考察的瑞典团员，经常在赫定家聚会，1952年后，赫定去世了,他们就会不定期常来看我母亲，在我家聚，都是很好的朋友。”
听了他的话，我感动不已——小贝格曼以及他的母亲，所有的《西北科学考查团》的中外团员们，团长、队长，他们是一群多么高尚的人！他们是真正的君子。他们相互间感情真挚、重情重义、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
如今我们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认识也有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了，在纪念西北科学考查团父辈们的工作中，我们能够以父辈的君子之风无保留相互支持，没有被世风日下的恶习所侵染，这是我觉得自豪的地方。
下面介绍一下我们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这些年所做的工作：
1987年5月1日，考察团中方团长徐炳昶先生的女儿徐恒、王忱在包尔汉支持下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他们的功绩与精神永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六十年纪念”一文，并促成中国科协、中国地质学会、中国气象学会、中国考古学会、中国地球物理学会、中国地理学会、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联合召开了第一次纪念活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六十周年纪念会“。为长期被否定、扭曲的《西北科学考查团》正了名。
中国团员在包头第一次出发工作，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崔鹤峰、庄永成
五十年代初，中科院接收了《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档案及考察材料。据王忱回忆：看到过一个材料，所做的结论基本是持否定态度的。据袁扬回忆，中科院当时还表示个人的研究工作还可以继续做下去。这以后直至1987年前的三十八年里，西北考查团从没得到过正面的肯定。1950年底，父亲收到黄汲清转来的晚年赫定寻找他的一封信，可父亲没回信。老人们告诉我：“那时朝鲜战争爆发，联合国军队在仁川登陆，美国第七舰队参与，在中国全国范围里特别在知识界广泛发起了反美、反对崇美思想的运动，舆论认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如果与国外联系那就是里通外国，收听美国之音更被称为收听敌台，要被判刑，给国外写信更是绝对不允许的，接着又展开了肃反运动。”这就是父亲无法回信的原因。
自徐恒与王忱的人民日报的文章发表后，人们终于可以堂堂正正开始西北考查团的纪念与研究了。正是在这次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中，我认识了王忱大姐、袁疆大姐和其他考察团员的子弟，开始了我们数十年的友谊。
2002年，由考察团子弟与北京大学蔡元培文化艺术教育社在北大校史馆联合举办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七十五周年纪念会”。
2003年，我们西北科学考查团子弟成立了“中国地球物理学会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筹备组”。
组长：王忱
副组长：袁疆、刘亨立(刘衍淮先生之子)、陈雅丹、李曾中（李宪之先生之子）、刘悦（刘半农先生之孙）
秘书：李曾同（李宪之先生之子）、黄纪苏
我们的宗旨是：学习、研究、继承、发扬先辈们的精神，鼓舞人们为中华民族复兴与人类科学的进步与发展努力奋斗。并提出“关于立项研究‘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1927—1933，附1933—1935）历史的建议”，在研究会筹备组努力下建议得到了叶笃正等十位院士及十四位专家及考察团员后代的签名支持，并有人大代表做了相关提案。
2005年，王忱编辑出版了《高尚者的墓志铭——首批中国科学家大西北考察实录（1927—1935）》（中国文联出版社）；
我出版了纪实性散文《走向有水的罗布泊》（昆仑出版社）；
袁复礼先生子女袁疆、袁扬、袁方、袁鼎编著出版了《西北科学考查的先行者——地学家袁复礼的足迹》（新华出版社）。
同年，经研究会筹备组多方努力，立项研究西北科学考察团事宜也有了结果：中科院决定在知识创新工程项目中立专项研究课题：“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考察活动综合研究’”，拨款六十万研究经费，交由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负责成立课题组。我会李曾中参加了该课题研究并提交了《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的气象考察》一文。（整个课题2009年结束。） 同年，研究会筹备组积极支持参与由中科院科学史所联络瑞典驻华大使馆、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共同主办的“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八十周年纪念展”暨“中国西北科学考查团‘科学考察活动综合研究’”学术研讨会。
2007年，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正式成立。
2011年底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理事会进行换届选举：
会长：袁扬
副会长：李曾中、陈雅丹、刘悦、黄纪苏、李曾同
秘书：黄纪苏（兼）
司库：李曾同（兼）
顾问：王忱、袁疆
同年，受研究会委派袁扬和我建立了《西北科考先驱者博客》。
http://blog.sina.com.cn/u/2989224085
2015年11月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理事会进行新老接班换届选举：
会长：黄纪苏副会长：徐十周（徐炳昶先生之孙）
理 事：刘 悦、陈 捷（陈宗器先生之孙）、刘卫东（袁复礼之外孙）、马北北（陈宗器先生之外孙女）、李九红（陈宗器先生之外孙）、吾同（陈宗器先生之曾外孙）
顾 问：李曾中、陈雅丹、李曾同
2017年，为纪念《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华诞，徐十周创建了微信公众号《西北科学考查团研究会》。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回首望去——矗立在遥远天际的《西北科学考查团》奇男子、伟丈夫、真君子们，像一座顶天立地的丰碑，高傲而伟岸！
我要感谢上苍！让我有幸接触、解读、了解了《西北科学考查团》这样一群了不起的人。感谢《西北科学考查团》的父辈们！是你们净化着我的灵魂、使我成长。